作者：李汉秋
“红学”已是显学，研读《儒林外史》的学术也可形成“儒林学”了。著名历史学家、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先生生前见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出我的关于《儒林外史》的两部书，并知道我还有相关的两部书正在出版和写作中，他鼓励我搞成一个系列，并为之预题了一横幅一竖幅的总书名：儒林外史基础研究。三十年之后，我从自己关于《儒林外史》的二十余种拙书中挑出四部，出列“儒林外史基础研究”系列，兹综合地谈一下个人体会。2001年10月18日《光明日报》上，首都师大段启明教授就从考据、义理、文章《“三端”相济 游刃有余》评论我的《儒林外史》研究，二十年后仍沿这三端执论吧。
一、资料和考据打牢学术根基
国学的传统讲究资料和考据，这是学术的基础性工作，地基坚牢才能盖起高楼。我自知才仅中人，需靠加倍用功。四十年前，1981年，筹办毕纪念吴敬梓诞辰280周年学术讨论会，我就一头扎到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各大图书馆中。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一年内出版了我的《儒林外史研究资料》（2017年扩充为《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集成》）和《儒林外史会校会评》（后经四次重版十几次重印扩充为《儒林外史汇校汇评》，2021年又出增订典藏版）。《儒林外史汇校汇评》包含两方面，在汇校方面，我当时把京沪所藏的最早最重要的几种版本和唯一的清代手抄本放在一起逐字比勘，又收集了现存其他清代版本，加以校勘，澄清了该书版本史上的一些悬案，理清了各种版本沿递的轨迹，完成了一部无可替代的汇校本；汇评方面，诚如黄岩柏、汤书昆两教授所说，“常爲人知的《儒林外史》评点只有三种”（《宁波师院学报》1988年第2期《李汉秋研究儒林外史成果综评》），即：最早的卧闲草堂本评点、齐省堂增订本评点、天目山樵评点。经我长年的儒林书丛探，觅得评点丰，骤增至十种之多，新近朱泽宝副教授又发掘出“童叶庚评批”，从而已得十一种，统收入《儒林外史汇校汇评》（增订本典藏版）中。与此同时，在人物原型、情节素材方面的考索也有创获。1986年我晋升教授时，吴小如先生写下这样的评语：“治红学而重版本材料方面之人，如俞平伯、周汝昌，都是年高德劭学有成就的专家，李汉秋对《儒林外史》的贡献决不下于他们之于《红楼梦》。”这些发现对于研究《儒林外史》的版本源流、评点沿递、早期传播、社会影响等都有基础性的意义。例如，综合之可知：同治、光绪间，南汇、松江上海周边，有一个热衷于《儒林外史》的文人群体，他们以黄小田为先驱，以天目山樵（张文虎）为中心，以则仙（朱昌鼎）为后劲，成员包括雷谔卿、闵颐生、沈锐卿、朱贡三、杨古酝、艾补园、徐允临（石史）、王承基、华约渔以及金和之子金是珠、黄小田之子黄安谨等。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儒林外史》的印刷传播跨进了近现代的门槛。
在考察了原型人物之后，我在1982年写成、出版于1984年的《儒林外史研究资料》初版前言中就提出：“在以作者及其亲朋为原型的杜少卿、庄绍光、虞博士、余大先生等形象里……小说中凡写他们及其相互之间交往的情节，基本上是按照生活中原有的时间顺序安排的”，“忠实于原生活的顺序，使这部分带有某种自传体小说的色彩”，大约因为只是两万多字长前言中的一小段，未被注意，引起研究关注的是其后学者的相关专论。
以上二书成为“《儒林外史》副文本”研究的重要对象，征引率很高，仅以权威刊物《文学遗产》最新一期(2021年第6期）为例，其头四篇《儒林外史》论文无不征引我书，而且频次甚多。专攻宋元明清文学史的北大刘勇强教授说，这是案头必备的书。
《吴敬梓诗传》汇辑了经几代学人发掘出来的《文木山房集》和集外诗文四十篇，并载有吴敬梓经学著作四十三则。学术研究一向讲“知人论世”，“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诗歌是发自肺腑的心灵之声，是探测作者人格性情的第一手资料；把它们编年串联起来，就成为吴敬梓自己以诗显现的心态发展史，诗传就成为心传，显现心路历程。由吴敬梓的生命状态可以乩知其写作《儒林外史》的内在驱动力:吴敬梓是由于对世态（尤其士态）的洞察，嫉深又悯，不吐不快，激起宣泄和疗救的强烈愿望而提笔。
二、从传统文化索解义理深味
鲁迅曾慨叹“《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他所谓“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盖指时新的西学冲淡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度。《儒林外史》可视作传统文化的形象教科书，从传统文化解读《儒林外史》，是读懂其伟大的关键。同理，从文革的思潮中苏醒过来，恢复传统文化的正位，正确评价传统文化，才能深入体察和读懂浸透传统文化的《儒林外史》。
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利益基于人们对生存条件的营求，富与贵是利益的集中表现。因应这种追求，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其“利益驱动”的体制机制。但利益驱动是把双刃剑，既有正面效应，又有负面效应,如果调适不当，价值观会偏颇，心理会失去平衡,造成人性的扭曲异化、人格的分裂甚或堕落。这就要求以道义原则来指引功利追求的目标方向，来制约和调适功利心。这样的意旨至今都不失其积极意义。
《儒林外史》文化思想的主干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一致，是孔孟儒家思想，其重要核心是仁义礼乐（楔子里王冕讲仁义、高潮是泰伯祠兴礼乐），这就要求儒者克己复礼——克制功名富贵之欲，讲究文行出处之道。
但《儒林外史》并非止于“纯儒家”。考察吴敬梓在父逝后和1729年滁州乡试落榜后的精神状态，他是以“魏晋风度”的精神傲世抗俗，并将之体现在杜少卿形象中的，这是我1981年提交给纪念吴敬梓诞生280年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吴敬梓与魏晋风度》提出的，在收入翌年才结集面世的《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之前，先发表在1981年第5期的《江淮论坛》上，此论已获学术界广泛认同，《儒林外史学术档案》一书的主编在列举了当代著名专家的认同后说：“关于吴敬梓与魏晋风度及相关命题的研究，是考察吴敬梓思想及创作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推动了对吴敬梓思想的认识以及对《儒林外史》蕴涵的发现与开掘。”（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版第127页）
在剖析虞博士等形象时，我又觉察作者进一步发展了“儒道互补”的人生态度。道家和佛禅对功名富贵的态度成为克制功名富贵欲的同盟军。儒道佛会通是明清文化的重要现象。我的《儒林外史里的儒道互补》，在《文学遗产》1998年第一期发表后，中国哲学史学会首任会长张岱年教授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热情揄扬，指出虞博士等人物形象确实“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互补的风貌”。在我出版第16本关于《儒林外史》的专书时，岱年先生题签赐联：“外史红楼深解味，汉卿实甫真知音。”如今以上二论都已溶入《李汉秋讲儒林》（以下简称《李讲儒林》）。
我在2001年出版的《儒林外史研究》中提出吴敬梓创造的奇人狂人形象与王学左派人物如王艮、李贽等人的思想性情有关联，在《李讲儒林》阐释王冕、杜少卿、市井四奇人等形象时也继续论及，此再略伸论。
国家教委高教司组编、张岱年方克立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说：“明清两代的文化，一方面是……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多少具有市民反叛意识的早期启蒙思潮。如以‘致良知’之说打破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王阳明”。王阳明把外在权威的“天理”拉到了人的内心，变为人的内在自觉的“良知”（《儒林外史》的王玉辉形象就表现了“良知”与“天理”的冲突），从而在客观上突出了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利于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他也有“狂”劲，又修仙又学佛，与佛道会通，否弃功名富贵，这些都与后来的吴敬梓《儒林外史》有契合点，《儒林外史》第八回还借蘧祐之口赞扬“新建伯（王阳明）神明独运”，“有功不居，尤为难得。”王阳明的心学也称王学，成为晚明人文思潮的哲学基础。王学流布天下，形成多种派别。其中泰州学派，也称王学左派，从王阳明的门生王艮到李贽，越来越具有离经叛道的倾向。黄宗羲在《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中说他们：“平时只是率性而行，纯任自然”。这让人联想到《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王冕、市井四奇人等人物。这一学派的门徒多来自劳动阶层，如陶匠、樵夫、农民，泰州学派代表人物王艮就出身贫苦，他们的活动接近下层平民，多少反映出平民百姓的思想愿望。他们提出“百姓日用即道”，肯定人欲的合理要求，追求个性的自然发展，主张人际间地位平等，所以《中国文化概论》说他们“已有较为鲜明的市民反对派气息。”在《儒林外史》中，如果说世家出身的杜少卿形象更接近魏晋风度，那么市井四奇人就更接近王学左派的气息。许多人物有“狂”的特征，这滥觞于对王阳明所提倡“狂者胸次”的改造和发挥。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就是一位“狂者”，38岁那年，戴着纸糊的五常冠，穿着自制的奇装异服（《儒林外史》里的王冕也自制奇异衣、冠，季遐年则以不修边幅呈现奇态），到南昌去见巡抚王阳明，招摇过市，轰动全城。王阳明的另一高足王畿，青年时代就放浪不羁，“宁为狂狷，毋为乡愿”，极力提倡“狂”。“狂”是强烈的不满在受压抑情况下的爆发形态，是一种喷射式的宣泄。李贽就更是狂人，汤显祖《寄石楚阳》说：“卓吾虽未必是圣人，可肩一‘狂’字”。在文学艺术家中，不愿受封建习俗约束的徐渭、郑板桥等，都珍重自己的人格和真性情，傲世抗俗，藐视权势。徐渭被视为狂人，当道官僚求他一字面不可得（市井四奇人中的季遐年亦然）。郑板桥自喻“青藤（徐渭）门下走狗”，崇拜至极。郑板桥提出“学者当自树其帜”，并说自己“束狂入世犹嫌放”（《自遣》，《郑板桥集》），同样不肯为“天下安享之人”作书画。他们的书画艺术“不受前人束缚，自辟蹊径”（《松轩随笔》，见马宗霍编撰《书林藻鉴》卷十二 清，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表现了独特的创作个性和独创的才能（季遐年亦然）。当时就有人把郑板桥比作阮籍（郑方坤《郑燮小传》，清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二三三）。他们这些人构成了明清时代具有早期启蒙特征的“狂人”谱系，他们鄙夷权威，挣脱禁锢，言行狂狷而不成熟，犹如血气方刚的青少年郎，为超逸封建秩序而血脉偾张，但还来不及磨砺好武器。他们比魏晋名士已经有所发展，为中国的名士传统增添了时代的新内容。作为小说形象，杜少卿、市井四奇人之狂，程度不同地分别概括了更多的时代新质素，表现了一些与社会环境不协调、为庸众所不解的“奇”“狂”性格。一直到“五四”时期，鲁迅还把标志新文学诞生的重要作品称为《狂人日记》，仍然以“狂”作为被社会所不容的突出特征。
《中国文化概论》紧接着说：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以及颜元等人，“更从不同侧面与封建社会晚期的正宗文化——程朱理学展开论战”。吴敬梓已经与其相隔有年而他的历史选择是明显的。他在小说和《诗说》中曾自觉地与朱子论辩，王玉辉形象不妨视作历史上这一论辩的文学产儿。至於吴敬梓受颜（元）李（塨）学派的影响，自胡适指出后，学界盖已认同，两者之间还有个联系人程廷祚。吴敬梓离泰州学派已有年，但思想联系的脉络也不是无迹可寻。新见赵兴勤等的《儒林外史楔子中王冕文化性格解读》，就寻出了一些线索：吴敬梓生活的皖苏地区,自中晚明以降王学左派非常活跃，书院林立，滁州全椒古称南谯，有南谯书院（精舍），主其事的戚贤，不仅曾受学于王阳明，而且与王学门人王畿交厚，王畿多次到南谯书院，并与钱德洪等同往举行“南谯会”。综上可知，王学左派与明末清初的顾、黄、王三大家以及稍后的颜李学派一起，相继影响着吴敬梓和《儒林外史》。吴敬梓与明清时代的进步思想文化真有紧密的联系。
三、藉多学科多棱镜透析小说华彩
与“狂”相关，左派王学崇奇尚异。吴敬梓把这种思潮引进小说创作，在小说内容和呈现方式上都讲究“奇”。古代小说戏曲本有“非奇不传”的“传奇”传统，吴敬梓则沿着世情小说的路子，不取非现实题材，“迥异玄虚荒渺之谈”（《儒林外史》闲斋老人序），与王学左派“百姓日用”理路的轨辙同向，从“家常日用”（闲斋老人序）的百姓日常现实生活取材。这样的“常”又如何能出“奇”呢?他一方面在日常现实生活中发掘奇，另一方面，与“致良知”理路的轨辙同趋，着力向内，向无比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搜寻“奇”。吴敬梓是个窥探人性心理的天才小说家，他善于捕捉带有某种迂执征（还不到“症”的程度）的精神状态，写出带有某种心理扭曲、心理疾患的人物，从其精神跌宕起伏而出现的裂隙，开掘进去，掘得深，掘出“奇”。这就写到文化的深层——精神文化层面，用得上心理学、精神分析法。小说第二回写周进，以精准细腻的白描，写出“哭的四幕剧”：他是个考了几十年还考不上秀才的老童生，从而郁积成心病，心理创伤很深。第二幕是年龄在孙子辈的新秀才梅玖，挖空心思，残忍地当众奚落、嘲讽、挖苦他还不是秀才，一句句话就像利刃，一刀刀刺着他的精神创伤，侮弄得他欲哭无泪；第三幕又被年龄在儿子辈的新举人王惠，百般踩压，压得他喘不过气、抬不起头，精神创伤愈深愈痛。他都只有捺定性子，以无奈的卑顺默默忍受，而忍受越久，心理所承担的压力就越大，精神消耗就越厉害。第四幕当他偶到贡院，挨近秀才考举人的号板，这与创伤相联系的因子，一下子击中他神经的最敏感的伤口，引起对创伤的再感受，痛苦至极，产生创伤应激障碍，长久郁结在心的辛酸、苦楚、屈辱和绝望之情，顿时像冲决堤坝的洪水，倾泻出来，心理活动的协调机制遭到严重损害，导致情绪失控、性情偏离、行为异常，于是不顾羞耻，“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被灌醒后，还连续猛撞号板，嚎啕痛哭，“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撞号板这一神经失常的情节，出人意表而实在理中，大多数精神危机都在潜意识中潜伏很长时间，不断往上涌而终于涌上来爆发出精神危机，通过这种爆发出来的激烈举动，作家把犀利的笔锋一直伸进人物最深的精神褶缝里去，显现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接着写范进，积压着长年因科场蹭蹬而受尽屈辱的精神痛楚，在命运蓦然逆转突变的中举当口，疲备脆弱的神经再也经不起颠簸而分裂，作家抓住这精神病发的瞬间，写出积久以来的心理疾患。马二先生迂执地做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热梦，遇御书而像孩童“过家家”似的认乎其真地叩拜天子，从这近乎荒诞的滑稽戏，显现官迷心窍之痼疾。王玉辉抱着修礼书成贤的迂执，见女儿绝食殉夫而嘶喊“死的好!”嗣后又出现精神痉挛。他们的“奇”态都经得起心理分析（当然心理学要与社会学结合，寻出其社会病因），都看似出奇而实在常理之中，是常中见奇。更妙的是用精神分析法分析娄三娄四公子唐吉诃德般的精神梦幻，以及杨执中的三层性格：意识中的科名干禄，前意识中的名士高人，潜意识中的粗鄙俗人，三者交相叠映，颇令人莫衷一是。
鲁迅自己说，讥讽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论《儒林外史》的艺术不能只停留于讲讽刺的层面。我们应当像恩格斯说的那样，运用“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相统一的方法，从美学理论的高度，从文学作品的审美创造和鉴赏规律出发，对作品进行审美把握和美学分析。由此可以赏析范进中举前后“笑的三重奏”：对胡屠户是“滑稽的笑”“明朗的笑”；对中举前和刚中举时的范进是“含泪的笑”，其中隐含着深沉的哀痛，这也是整部《儒林外史》的总基调；对张静斋和中举后与之沆瀣一气的范进是“严冷灭裂的笑”，是尖利的讥刺。《儒林外史》是由多种不同音调协奏出的交响乐，切不可把它单一化。
鲁迅用“慼而能谐，婉而多讽”概括《儒林外史）的艺术。“谐”指谐谑，滑稽而略带戏弄，这使《儒林外史》具有鲜明的喜剧美学特征。但它又不是单纯的“谐”，这个“谐”（喜剧性）是以“慼”（悲剧性）为底色，是“慼而能谐“，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吴敬梓把解剖刀伸向士林中的喜剧性格时，总是逼视到隐藏于中的悲剧性的生活本质，其瞬间的可笑是以他们整个生命的可悲为底蕴的，最“奇”的举止恰恰是最令人惊悚的痛点。作家总是迫使你在笑声中把思绪从喜剧性伸向造成这种可笑的社会环境，领会“一代文人有厄”的历史悲剧，咀嚼作品蕴含的对人生、对生活、对社会的深沉思虑。这种悲喜融合的艺术形象在反映生活上达到一个新的层面，在审美欣赏上，给读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美感享受。这该是《儒林外史》“伟大”在艺术上的标志。
（作者：李汉秋，系第七届至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儒林外史》学会（筹）原会长）
来源： 光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