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是什么意思（中体西用的含义和实质）。本站来告诉相关信息，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武汉中西文明的冲突和融合，为张之洞“中体西用”理念的形成提供了客观基础。张之洞办工厂、兴学校固然影响很大，但总结出“中体西用”，影响全国，垂留后世。张之洞在武汉创办企业、兴革文教，关键在于调协中西学关系，中心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国历史上的人文精神缺少对中外文化关系的科学界定。中国在强盛和上升发展时，习惯以自我为中心，别夷夏之防，对外来文化有所吸收，没有自觉地优选，尤其是宋朝以后，往往以中华文化的优越而鄙夷异质文化，存在一种中学独尊论、中学中心论。到了近代，国门大开，睁眼看世界，形成了中西会通论、中体西用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19世纪60至90年代洋务运动思想逐步形成发展总结出来的，是地主阶级当权派中部分具有变革要求的洋务派的意识形态，被洋务派贯彻到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
张之洞在维新运动期间，推出了影响海内外的《劝学篇》，这是“体用学派”集大成代表作。当时他撰写《劝学篇》的目的是继续宣扬洋务运动，抵制维新派的变法思想。
《劝学篇》撰写于1898年4月，现在我们看到的武昌两湖书院1898年刊行的《劝学篇》上、下册，无疑是最早的本子。维新运动高涨时，张之洞在武昌，反复体会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的想法，看清了维新派的政治主张同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有着本质的不同，维新派宣传的“孔子改制”说、“新学伪经”说、“民权平等”说、倡立“议院”说等与张之洞的思想有很大出入。因此，张之洞企图用《劝学篇》以正民心。不过，张之洞这一作品更深层的还是系统阐述洋务思想，表述自己爱国卫道的理念。
《劝学篇》分内、外两篇，内篇9、外篇15。内篇“务本”，阐述世道人心、伦理道德，以抵制维新派；外篇“务通”，阐述如何学习西方的科技、文化等，抨击了顽固派，提出了“变法”、改革的主张。
《劝学篇》是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写成的。当时维新派成立保国会，要求变法，是为了拯救国难，救亡图存；张之洞撰写《劝学篇》，也是在呼吁国人，以印度、越南、朝鲜等国为戒，要求学习西方、‘“变器”、“变事”、富国强兵，免做殖民地、不当亡国奴。
这种爱国思想，贯穿于通篇。序言中开篇即呼:“不知其祸则辱至矣，知其祸则福至矣。今日之事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二十四篇之义，括之以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国，耻不如古罗马。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为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
这些言论，是在国家危亡当头，呼吁国人奋起拯救，要像日本那样，由沉睡中猛醒，改弦更张，达于富强。不然，就将沦为印度、越南那样的殖民地，成为亡国奴。
张之洞早年是“清流派”，对有损国家和民族的投降派曾奋力抨击；在巡抚、总督任内，曾亲自指挥抗法，关心支持抗日，对伊犁条约、中法交涉、马关议和都不避权贵，倡言反对。当中国面临列强瓜分，民族危机到来时，他呼吁拯救，是顺理成章的。当然，张之洞的爱国既深具民族大义，爱的是中国，同时又爱的是清王朝。
张之洞的字有苏东坡韵迹
张之洞从政后青云直上，是清政府倚重的权臣。他之所以能够为清政府、尤其是为慈禧太后所倚重，这是和他“恪守臣节”的忠君思想分不开的。
《劝学篇》中，倾注了张之洞浓厚的忠君思想。他自己忠君，也用浓墨教人忠君。
《劝学篇》贯穿卫道和求变思想。张之洞是孔孟之“嫡派”，他尊崇孔孟之学，认为别的道义可以通融，惟独孔孟之道、封建纲常万不可变。在《明纲第三》篇里，搬出了封建纲常伦理，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他尊奉“三纲五常”，以此反对民权之说。“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他说孔孟之道、三纲五常是“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忠君、卑妇、尊长之道。维新派将西方弊政授之国人，尽弃国政国教，将为地球万国共弃。
卫道当然是张之洞的根本政治理念，但作为一个改革家，他不是一成不变地维护封建政治传统，他时刻都在改善封建政制，应付时局。他后半生无日不在求变，既要立足中学，又要引进西学。不仅要引入西学，还要引入西政。到后来在预备立宪中还赞成开设议院、选举官员。他将卫道和求变集于一体。
《劝学篇》中，崇古文经学，反今文经学。张之洞在复杂而又庞大的经学体系中，祟尚汉学，但不排斥宋学。他平生恶公羊学，认为这是乱臣贼子的理论。康有为倡三统、三世和孔子改制之说，为维新张本。张在《劝学篇》中攻击其“有大毒，可以杀人”。
张之洞思想中有浓厚的保守成分
“中体西用”论，提出了对中学、西学关系的阐释，是对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文化技艺关系的一种规定，摆明了两者间“体”与“用”的主从关系。
这种理论和洋务派自我标榜的“富国强兵”、“保国保种”的目的论是联系在一起的。不过洋务派所标榜的这种目的并不能一概证明他们都是真能做到爱国。因为某些作出这种自我标榜的人恰恰是对外妥协者。
“中体西用”论具有明显的封建地主阶级属性。“中体西用”论坚持以中学为体，以清王朝的文武制度为体，就表明了这种理论浸透了对封建统治的忠心。这种理论中的“西学为用”，并不是以西学否定中学、代替中学，而只是出自“为我所需”的目的，以西学补中学之不足，以西学加固和改进中学。因此，洋务派采用西学恰恰顽强地体现了封建地主阶级当权派一定程度要求改革的品性。
“中体西用”论并不是张之洞个人唯意志的产物。这一概括归根结底来源于19 世纪后期颇具规模的洋务运动的实践，是这个运动在理论上的总结。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上至王公督抚，下至幕友胥吏，信奉者、推行者大有人在，远在他之前，人们就作了大意相同的表述。
“中体西用”论首先是一种教育思想。张之洞在1898年写的《劝学篇》中，就着眼于兴学、治学，确立中体西用宗旨。《劝学篇》内外篇，内篇讲“体”，外篇讲“用”。张之洞深感当时中国封建统治不稳固，人心浮动思变，整个社会出现了“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的变局。在这种危境中，中国必图自保，保国、保教、保种。基于这种出发点，兴办教育就必须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张之洞看来，要保国、保教、保种，必须坚持中学。中学者何?张之洞说:“四书五经，中国史事地图为旧学。”因为四书五经、孔孟程朱之学，是祖述纲常名教之圣经，正人心、治国家之大经大法，是不能变的。张之洞引董仲舒“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话作论证，强调纲常之道永恒不变。本此，张之洞认为治学、兴学要“先以中学固其根底”，“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懂得先圣先师之道，才能固人心，保国家。
张之洞书法多变，反映出他的性格多变，思想多变
在中学为体的前提下，张之洞又主张“西学为用”，这是教育内容和手段的另一方面。他认为要保国保教保种，光靠中学是不够的，还必须辅以西学。“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在他看来，西学“确有实用者，亦不能不旁收博采，以济时需。”那么什么是西学呢?张之洞认为西学不只是制造坚船利炮的学问，还包括西政、西艺、西史。他不仅主张效法西方技艺，而且主张学校中要学习西方史，也要了解西方政治。他提出在学校中增设五学: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公法学，认为这些“皆足以资自强而裨交涉”。对于西政，他作了一个相当广阔的解释:“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
张之洞在学习西方方面比他的洋务前辈们只知道制器练兵要广阔，更多地承认了向西方学习的范围。对于中西学的关系，张之洞是坚持“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结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张之洞直接创办的两湖书院、经心书院以及武昌陆军小学等一批学校，就是实现这种“中体西用”教育原则的标本。在这些学校中，一方面坚持攻读中国经史，向学生灌输名教伦常等整套治身心的传统观念，又开展理化学、法律学、财政学、兵事学以及外语等西学科目的学习。两湖书院延聘外国教习，多次派学生出国留学。
“中体西用”论又是一种广泛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一种中西合璧的治国方案。这种思想的本质是在维护中国封建制度这个“体”的前提下引进西方生产手段和科技文化，达到强化这一本体的目的。它的公式是封建体制加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力。提出这样一种建国和治国方案的是封建统治集团中既忠于现存统治秩序又具有一定改革要求的洋务派。这些洋务派，因为效忠清室、恭奉圣教，他们始终没有离开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地位。但他们比较清醒、比较现实和比较有远见的态度，使他们勇于迈出向西方学习的步伐。他们的练兵制器也好，求富求强也好，师法西艺、西政、西史也好，都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科学和某些社会科学，这就不能不是一种或多或少的要求变革的倾向。因此，洋务派是具有一定变革要求的封建官僚，他们的“中体西用”论是一种具有一定变革倾向的统治阶级思想。
张之洞的草书胜过他的楷书，显示出他有落拓不羁的一面
“中体西用”论出现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所起的历史作用是复杂的，有一个从具有一定积极意义走向消极和保守的发展过程。它是和洋务运动共始终的，是洋务运动几十年的实际指导原则。如果说洋务派推行洋务既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又不自觉地充当了推动社会变革的工具，多少有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那么作为这一运动指导思想的“中体西用”论也就不能简单否定。尽管洋务运动不能救中国，但在洋务运动中建成的工厂，开发的矿山，制造的机器，培养出来的科技人才等等物质成果，就体现了“中体西用”论的一定的历史作用。
“中体西用”论的出现，动摇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长期以来形成的夜郎自大、盲目排外、愚昧僵化的思想统治，给麻木不仁的上层社会以触动，形成了顶替旧权威、思想开放的转机。比较有现实感的洋务派从沉沉昏睡的封建古国的愚昧中惊醒了过来，承认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积极加以引进和师法，这实质上也就是承认了中学的不足，必须用西学加以补充。这对自来以中学为唯一体系的思想界，在事实上打破了一个缺口。坚冰既已破裂，那么发展下去就只能继续崩溃，而资本主义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则继续在这缺口上渗入。这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正是一个进步。“中体西用”论正是这样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成为向西方学习所迈出的一个步伐，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社会功效。起初，这种思潮的出现是颇具一点变革精神的，所以封建顽固派攻击这是“用夷变夏”。顽固派的代表人物倭仁就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他攻击洋务派“今求一技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由清廷贵族、顽固士子为骨干所组成的顽固派闭目塞听，胶执成见，“动以不谈洋务为高，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尽管顽固派的实力和社会基础远远超过了洋务派，但洋务派还是将洋务事业干下去。如李鸿章“独守讨外国政学、法制、兵备、财用工商、艺业，闻欧美出一新器，必百方营购以备不虞。”张之洞治鄂，以兴办洋务为己任，当时“群疑众谤，阻力横之，即左右共事之人，亦且虑其难成”。但他仍进行不辍。
“中体西用”论的提出，从思想史的形成来看，构成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发展的一个阶梯。人们常常习惯于把洋务派和维新派、把“中体西用”论和维新变法思想绝对对立起来，当然，两者有过对立。但维新派在学习西方的问题上，也和洋务派有一定联系，它们在对立中又存在衔接。
有时写的字也很难看
作为一种历史上发生过的思潮，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是一个过渡型理论，但它毕竟代表着一部分中国人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的一个思想阶梯。当资产阶级还没有在思想政治领域开拓阵地以前，地主阶级中部分具有某些改革要求的洋务派以这种理论上承林、魏，下联康、梁，他们的“中体西用”论也伴随着洋务运动这一合理性的历史运动而出现。这种思潮是洋务运动的伴随物，当维新派以改良的办法谋求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以近代民主思潮冲击中国固有的封建道统，“中体西用”论就只能是一种惰性的思想了。但它仍然有一定市场，而且长远地影响中国思想界和政界，这是不争的事实。在近代中国，从武汉地区形成的“中体西用”论对于整个国家和整个近代的影响至深且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