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直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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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在2020年8月的时候，我国外交部曾宣布制裁一批公然插手香港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美国人。这些人中既有美国的国会议员，也包括配合美国的“人权外交”等战略需要，打着“人权”的旗号对别国进行政治渗透的NGO组织。

而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故事的主角，正是其中的一员：他叫肯尼斯·罗斯(Kenneth Roth)，是美国“人权观察”组织的创始人和执行主席。他不仅插手中国的香港事务，还传播谣言污蔑中国的新疆政策——甚至早在20多年前，他就已经在中国打击邪教的事情上攻击污蔑过中国。

但极为讽刺的是，这么一个积极配合美国的“人权外交”战略的人，近日却被美国哈佛大学知名的肯尼迪政府学院给“封杀”了。因为，他骂了一个与美国关系极为紧密、甚至几乎成了美国政坛一个“敏感词”的国家——以色列。

从美国《国家》杂志（The Nation）网站的报道，以及罗斯自己在英国《卫报》上撰写的一篇抗议此事的文章来看，在去年4月宣布将从自己创建并执掌了29年的“人权观察”组织卸任后，罗斯便一直在给自己寻找下家。

后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卡尔人权中心的执行主任苏希玛·拉曼（Sushma Raman）主动联系了被一些美国媒体吹捧成是“人权教父”的罗斯，提出想邀请他来该中心担任资深研究员。

起初，邀请罗斯的流程进行得很顺利，他也与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院长——曾担任过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负责人的经济学教授道格拉斯·埃尔门多夫（Douglas W. Elmendorf）相谈甚欢。而只要埃尔门多夫点头，他这个资深研究员的身份就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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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让罗斯有些意外的是，在与埃尔门多夫面谈时，后者询问他有没有什么敌人。

罗斯一开始似乎并没明白埃尔门多夫是什么意思。他不仅炫耀了一番自己被中国乃至俄罗斯政府封杀的“光辉事迹”，还透露自己也被诸如沙特、卢旺达还有以色列这些国家讨厌，因为他也批过这些国家。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埃尔门多夫最关心的并不是他过去这些年不断用人权干涉中国内政的事，反而是他对于以色列的批评。最终，在等待了两周后，埃尔门多夫决定不邀请罗斯来学院担任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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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气坏了罗斯以及他的支持者。他们通过媒体控诉说，埃尔门多夫之所以会拒绝罗斯，都是因为给肯尼迪政府学院捐款的那些以色列的金主向埃尔门多夫施压了，并宣称这是以色列游说集团在干涉美国的学术自由和“审查”。

可另一方面，罗斯和他的支持者并没有因为这种“审查”，就宣布与哈佛决裂。他们反而是在媒体上澄清起了罗斯和“人权观察”组织对以色列的那些批评，急切地想要说明罗斯并不是“反以色列”的。

其中，《国家》杂志就详细列举了罗斯和“人权观察”也曾狠批巴勒斯坦这个以色列死敌的诸多“事迹”，似乎是想说明罗斯批巴勒斯坦比批以色列更多。罗斯本人亦在他的文章里强调说，批评以色列的内容只是“人权观察”工作中“微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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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耿直哥看来，他们这种“澄清”其实是最为滑稽与讽刺的。因为这种“我批过以色列，但我批巴勒斯坦更多”的“澄清”，不就是在把“人权”当成一种可以进行交易的政治资源吗？这哪里是在维护人权、尊重人权，分明是在“物化”人权，是在亵渎人权啊。

当然，罗斯和他的支持者会如此“物化”人权，本质上还是因为“人权”早就被美国和西方变成了一种打压异己的政治工具。

只不过，虽然这早已经是全世界都知道的“皇帝的新衣”，但看着皇帝和他的仆从们还得一直端着架子，把这场早已漏洞百出“人权大戏”尴尬地演下去，倒不失为一种乐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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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美国人米勒狂言：对中国实施十年以上的技术封锁

来源：补壹刀

执笔/李小飞刀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对美国霸权主义丑陋面目的认识，是由一部部畅销书帮助推动的。

2018年底孟晚舟事件发生，“补壹刀”向国内读者介绍了法国阿尔斯通集团高管皮耶鲁齐的自述《美国陷阱》，揭开了美国如何利用“长臂管辖”打击商业竞争对手的内幕。

2022年，也有这样一部书，《金融时报》将其评为年度商业书籍，《经济学人》和《纽约客》也都将其列为年度书籍。最近一段时间，因为种种原因，这本书引起了国际上的更多关注，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台湾地区，一些心怀不轨的人也试图在这本书里寻找安慰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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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题为《芯片战：争夺全球最关键技术》的书中，作者米勒以浓厚的冷战思维，回溯了几十年前集成电路刚刚兴起时，各国在技术竞争中的种种行为，断言芯片已成为大国战略竞争尤其是中美竞争的关键，并给未来几十年美国如何在芯片上“卡死”中国“出谋划策”。说白了，就是建议美国怎么跟中国打“这场仗”。

其中，联合盟友对中国实施长期技术封锁，施压台积电把先进制程移到美国等损招，与拜登政府目前在做的不谋而合。

尤其是该书去年10月4日开始销售，10月7日美国就对中国祭出史上最严芯片禁令，不是巧合胜似巧合。

美国当地时间1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压倒性表决结果批准成立“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有这个委员会掺和，美国战略界今后会怎么琢磨对付中国，《芯片战》可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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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纽约的美国共产党党员阿尔弗雷德·萨伦特和乔尔·巴尔都是训练有素的工程师，他们加入了苏联间谍朱利叶斯·罗森伯格的间谍网，后来叛逃到苏联，帮助苏联建立起计算机工业。

然而，赫鲁晓夫手下的官僚不给苏联科学家自由发展的空间，而是强迫他们去抄袭德州仪器生产的集成电路。由于缺乏原创性，苏联就这样落在了后面，无法跟上美国芯片工程师的步伐，后者研发的芯片按照摩尔定律，飞速向前发展，并最终影响了冷战的胜负走向。

这是米勒在《芯片战》中叙述的一个场景，在他看来，芯片产业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是一部充满尔虞我诈、你死我活、坑蒙拐骗、勾心斗角的“碟中谍”电影。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反映了部分美国精英的世界观。

米勒是典型的美国学术精英，大学就读于哈佛，博士就读于耶鲁，虽然今年只有35岁，却已经写了四本书。他是美国塔夫茨大学国际历史副教授，主攻俄罗斯经济史。本来他准备着手写一本苏联核武器的书，但在准备材料的过程中发现，冷战时期的美苏竞争，与现在的中美竞争，共同的关键都是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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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思索，在技术方面，俄罗斯有着复杂的历史。它拥有杰出的科学家，令人印象深刻的教育体系，以及人造卫星和原子弹。但苏联在计算能力方面却完全失败了。米勒认为，失败的的原因是苏联无法制造出顶尖芯片。

米勒认为，半导体科技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发明后，主要订单都来自国防军事。美国和苏联的冷战和军备竞赛驱动了半导体业发展，也造就了今日的硅谷。

米勒认为，美国借着领先的芯片运算科技，制造出由电脑程序和卫星引导、可远距离精准打击的导弹，让苏联在军备竞赛中丧失竞争力和自信，直接导致美苏冷战结束，让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军事强权。

在米勒看来，过去几十年凡是轻视芯片在国际竞争中作用的国家都落后了。法国总统戴高乐曾对日本首相池田勇人1962年访法时送给他的晶体管收音机嗤之以鼻。戴高乐认为那是小资产阶级的俗气玩意儿。而荷兰后来发明了极紫外光刻技术，在欧洲掌握了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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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独霸世界，各国削减军事预算，芯片研发焦点从军用系统转到更有利可图的民用产品，如手机、电脑和各种智能配备。过去30多年来，韩国和中国台湾借助美国科技，建立拥有强大产能和掌握尖端技术的世界级企业。

然而，随着中国军力崛起，军事竞争重返世界舞台中心，军力提升和军事智能化的要素，就是通过高性能运算芯片，不断提升超音速导弹、无人机、军用雷达和通讯系统。

米勒做了两个判断：第一，美国基于国防安全和军事考虑对中国祭出的管制措施，要“切断对手接受最先进芯片的能力”。

米勒认为，中国在芯片制造方面的进步威胁到几十年来一直支撑美国军事力量的优势领域。因此，美国的战略是在计算能力方面领先于中国，并希望这种计算能力的优势转化为更有能力的军事系统。

第二，美国要求台积电到美国设厂不是出于经济考虑，纯粹是担心台海爆发战事、军事封锁升级时供应链中断。

米勒偷换了一个概念，假想出一种情况，即两岸统一之日，就是台积电对世界尤其是美国芯片断供之时。美国对台积电高度依赖，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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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面对上述两种情况，要打一场“民主”与“专制”之战的米勒，又给美国政府出了什么损招呢？

第一，对华实施10年以上的技术封锁。

米勒认为，美国可能需要大约10年的出口限制，才能大幅扩大在芯片领域对中国的领先优势。

在未来10年里，如果出口管制有效，美国及其盟友与中国之间的差距将扩大，因为摩尔定律将继续推动美国获得比中国先进的芯片。由于计算和传感、通信都依赖于芯片，对现代军事技术至关重要。米勒认为，在20年的时间里，如果美国在计算方面比中国有更大的优势，那么在情报能力和军事能力方面也会比中国有更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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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拉拢盟友，包括韩国、日本和荷兰等共同抗衡中国。

第三，承诺“保护”台湾，同时对台积电施压，把先进制程移到美国。

米勒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封锁也是有可能失败的。

第一，美国未能在一项复杂的平衡行动中团结起一个包括欧洲、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内的芯片联盟。

第二，美国自己的技术进步跑得不够快。未来10年里，摩尔定律很难继续下去。如果摩尔定律确实减慢了速度，美国的速度也会跟着变慢。

像所有“冷战爱好者”一样。米勒对中国的看法同样是怪异和矛盾的。他认为中国的技术进步已经威胁到美国，很快将超越美国，是强大的。但同时，这样强大的中国又是“不堪一击”的。“投资混乱”“浪费很多”“生产的芯片占世界生产的15%，只有相对微薄的市场份额”“美国绝对不能学”。

米勒不乏得意洋洋地表示，美国针对华为的施压行动，初步展示了美国为遏制中国技术优势而推出的许多手段。切断华为获得先进芯片的渠道给华为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这表明，对于技术领先企业被切断与美国的联系，中国几乎没有短期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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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限制将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阻止先进芯片转移到中国，并大幅减缓中国在先进芯片制造方面的进展。相关限制将增加中国追求先进计算能力的成本，而且随着时间推移，随着中国芯片能力落后于其他国家，成本将会进一步增加。

中国的应对措施可能是追求芯片制造能力的自主可控，从而加剧芯片行业分化为“中国”和“非中国”供应链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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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用美国通吃的视角看待芯片产业，他想得太美了。即便在美国也有不同意见，《纽约时报》认为是一部非虚构类惊悚作品，是送给那些有“厌女症”的美国保守派“男孩”的好礼。书中充满了贪婪和狡诈。

浙江大学公共外交与战略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方兴东认为，米勒是把中国看作日本和欧洲，好像美国动一动指头，中国就要趴下了。

然而，中国可不是日本，现在市场和需求已经不在美国这一边，而在中国这一边。之前美国一些舆论叫嚣要让中国芯片遭遇毁灭性打击，然而三年来也没见中国遭遇“毁灭”。

中国未来很快取得14纳米技术非美化突破后，再过3至5年美国的科技战就将“烂尾”，根本撑不到10年。美国的科技战一打，打出了一群放弃幻想下定决心的中国企业。过去3年我们很努力，进展比外部想象得要快，技术突破水到渠成，没有感受到什么根本性的难度。企业是技术发展的龙头，当中国企业被美国逼到角落后，产业界迅速形成共识，有市场在、需求在，有“国家+企业”的模式支撑，中国芯片行业突破美国封锁是水到渠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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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迎合美国国内冷战“男孩”们的口味编故事，在美国市场也很流行，但改变不了芯片行业自身规律。

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何伟文认为，《芯片战》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决定过去几十年世界历史的肯定不是芯片。冷战结束之前美国的芯片战主要针对日本而不是苏联，美国对日本打的根本不是什么“专制与民主”之战，而是美国维护霸权的利益之战。

何伟文认为，从新中国成立之后，美国涉及高科技或军民两用对中国一贯态度是限制。《芯片战》的作用是帮我们更清楚地了解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对中国的敌视态度。美国的打压也不仅仅是针对中国大陆，它对价值观跟它相同的国家照样打压，包括日本、韩国等都是现成例子。

最终，不管是封锁10年还是拉拢盟友，美国这些招都起不到什么作用。盟友不会割肉配合美国，盟友跟中国的联系也不可能割断。现在日本、韩国、欧盟都在打自己的算盘。全球芯片供应链不会分化为“中国”和“非中国”供应链，中国不会关门搞芯片，中国会继续保持开放，而美国会变成自己跟自己过的孤家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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